马奇坚持自称他是一名教师，坚决不接受大师的头衔。他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做咨询，不介入实务，即便在担任花旗公司行为科学理事会主席时也是如此，惟一例外的是曾经给花旗公司的老总约翰·里德提出过一次关于并购的疑问。而这一疑问也不是因为面对老总，而是作为相交甚深的朋友提出的。按照他自己开玩笑的说法，他给人们的惟一建议是生孩子。
但是，马奇不是远离人间烟火。他十分关注现实，只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关注。比如，他的领导力课程，最主要的教材是两本小说，一本《堂吉诃德》，一本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此外还有莎士比亚的《奥赛罗》，萧伯纳的《圣女贞德》。他的著作，处处贴近现实，以至于人们把他看做是以经验校正理论的高手。从他的课程中可以看出，他关注现实的角度与众不同，两部小说作为教材，八本诗集抒发心声，很有点身在红尘之外而心系社会苍生的味道。正是这种心态，奠定了马奇的学术地位。
他坚守着理论只能解释世界、绝不改造世界的底线，不越雷池一步。
马奇通过堂吉诃德告诉人们，世人都追求结果的成功，但是堂吉诃德展示的是行动的正当性，他从不关心结果，只关心自己作为一名骑士的行为。在马奇的著作中，强调身份的逻辑超越了强调因果的逻辑，其中就包含着堂吉诃德的影子。也许，如果马奇老头知道了中国楚汉相争的故事，恐怕会对刘邦嗤之以鼻，而把项羽当做真正的领导者。这种对功利性的排斥，彰显出真正的人文精神。对于领导者，马奇强调两个追求，一是快乐，二是美感，并寄希望以此来校正权力和成就对领导者作为人的本性的扭曲。所以，他倾慕那些能够把工作备忘录写得犹如诗篇般美丽的经理人。他反对的，是工商企业对华尔街的敏感超过了对生活的敏感。
马奇给经理人的非实务性建议是：学习并不容易。人们面对的现实世界信号微弱，过于嘈杂，经验不足，因果复杂。因此，要了解这个世界，需要的是“水磨功夫”。不要试图快速奋进，不要浅尝辄止，快餐能够充饥但吃不出味道，只有慢餐才能细细品味。所以，他专门出过一本诗集《慢慢学》，以人文追求对抗功利追求，以《慢慢学》对抗《快公司》。
但是，如果仅仅只有上述特点，那就不是马奇，而是写出《草叶集》的惠特曼。马奇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，他的抽象表达、逻辑推理都是常人所不能比拟的。读他的书，看他的文章，你会感到严谨而求实的科学精神在支配着他。因此，他才能够同西蒙、科恩等科学家密切合作，沿着科学方法的道路构建出类似于物理学、生物学的管理学巨著。那些层出不穷的命题，那种符号化、抽象化的数理逻辑表述，使马奇的著作显得“干巴巴”的没有一点水分。马奇的著作之所以难读，问题就出在符号化和抽象化上。尤其是对中国的文人，汉语本身的表形功能远远强于推理功能，更难把握那些抽象概念。一本不算太厚的《组织》，竟然出现了260个用标准形式陈述的组织行为命题，这是多数人看见就头疼的。
抽象的东西没有具象的东西好理解，但这不能作为排斥抽象的理由。一位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领导的官员，谈过这样一件趣事：文革后期推荐上大学，这位官员当时是教师，去招生时要测验一下**的基础知识，就问了个最简单的问题：“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？”考生面面相觑答不上来。于是他换了个表达方式问道：“半个馍加半个馍等于多少？”考生异口同声高呼“一个馍”。可见，必须经过适当的学习和训练，才能理解抽象表述。看不懂马奇，正是因为其抽象，但唯其抽象，才可更有普遍解释力。所以，务实的经理可以不看马奇，通俗的报章可以不用马奇，但如果大学的教授也不读马奇，就多少有点“杯具”色彩了。
正是马奇的科学性追求，使他的学问有了坚实的根基。也正是由于他坚持不改以理性为宗旨，使他超越了人文学者常见的逻辑不足。同时，马奇又给理性分析注入的人文内涵，使理性不再是冷冰冰的形式主义建构，而充满了对人自身的关怀和悲悯。而人文精神的渗透，又使马奇超越了科学主义的技术崇拜。他对技术至上的嘲讽，对人类社会不确定性的强调，使他的科学观扎根于人类自身的体验和情感。通过这种人文和科学的双向穿梭，马奇打通了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的障碍，取得了组织理论的新造诣。经济学家约翰·帕杰特认为，马奇对组织理论的贡献，可以同迈尔斯·戴维斯（Miles Davis）对爵士乐的贡献相媲美。仅这一句评价，就足以在管理思想史上留下足迹。
在技术至上的美国，马奇强调人文。假如马奇来到人文底蕴丰厚的中国，恐怕就会掉转方向强调科学。他在课堂上大讲堂吉诃德，但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为堂吉诃德。按他自己的说法，在美国的社会情境中，他要把经理和企业家推向堂吉诃德；但万一这些人都跑到堂吉诃德那一边，他就要掉头把这些人再拉回来。马奇的这种自我认知，正反映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。所以，看马奇的著作，得其意而忘其言，会其神而弃其形，可能是正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