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了网络后，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；没有网络前，傻瓜似乎比现在少……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，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，通信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，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。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，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，悠着点，慢着点……”2012年，莫言笔下朴素的人生哲学和“十分聪明用五分，留下五分给子孙”的沉稳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略显“奢侈”的智慧与理智。
司马迁说过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回廊中，莫言是少有的理性回归者。几番与荣誉、争议直面相对，他总是很淡定，一如往常的内敛。时光荏苒，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这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古齐之地，从对生命活力的讴歌到理性审慎的批判，他几乎是用一种最原始的情绪表达着人在历史变迁中的宿命与呐喊：一方面是凄楚、苍凉、沉滞、压抑，另一方面则是欢乐、激愤、狂喜、抗争。
30年来，承受着生死疲劳以及冤缠孽结的莫言，准确地将中国人百感交集、庞杂喧哗的苦难经验化为笔下人生的巨变。许开祯曾说过，在中国作家中，莫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独守灵魂、为文学的高贵与独立坚持书写的一个。刘梦溪认为莫言的作品触及到了乡土中国的痛楚，写出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，从传统到现在的转型过程中，中国人人性的挣扎与坚硬。
在世俗的觥筹交错之间，莫言更习惯于用镂金错彩、繁华奢侈的语言，攻击玩笑间的技巧来表达爱与恨、讥讽与怒骂、彷徨与失措。但他身上极少有名利的羁绊，极少有浮躁气。
因为莫言，中国文学有了比肩世界的足够资本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承担起了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感的文学人所应负的责任与使命。淡泊不是一种天赋，而是一种能力；理性不是一种傲慢，而是一种清醒。方寸之间，莫言愿意继续做一个“反思者”与“孤独者”，继续抱着对这片土地的爱与恨“窥视”这个世界。
